周老师：当我在夏威夷大学讲授电影视听语言课时，有一位晚注册的学生在我把课讲完之后跟我说。她之所以对我 的课发生兴趣，从旁听转为正式生，就是因为她在我的第一堂课上发现我在讲心理学。而她是心理学博士。 她跟我说，她读完博士，可没有一个老师是用电影来解释心理学的。我却这样做了。我告诉她，有些心理 学家早就开始研究电影，可心理学不是我的专业。她说，可是你讲的全是心理学。因为我在心理学方面确 实是一个外行，所以理所当然地要征求这位专家的意见，问她我讲的心理学有没有毛病。尤其在这个班上我曾和一位美国教授（亚洲艺术专业）争论视知觉与不同文化的关系问题。她认为我讲的是对的。书上也 是这样的谈的。我自己的研究结论也是这样的。因此我对心理学与电影的关系就更明确了。而且此后在每 个班上所做的心理实验（不下千余次）都是成功的，而且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只要涉及镜头里的纵深 和运动(不谈这两个方面就没有电影)，那当然是在谈幻觉。 但是还要补充一点。在INTERNET网上讨论电影与心理学的关系时，有一位留学博士以上水平的先生发 表评论说，中国人的习惯是，你既然去征求意见，人家当然说好话。可是我只是说，她跟我说的，而且说 的是一件事实：即她因为在第一讲发现我讲的是心理学，才从旁听转为正式生。何以就能武断地说，是我 主动征求她的意见，的结果。一个博士在学术讨论或争论中，居然能够采用这种信手拈来的推断，即便我 酒喝多了撒酒疯时也不会降格到做出这样做的事来。看来这又得归功于大陆的中等教育。幸亏我没有受过 这种毒害。另外，这位大学者如此做的目的是想证明什么呢？他想证明我说的电影与心理学的关系不属实。 可是这位大学者没有能力考虑到把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懂得心理学吗？从他前后 的言论来判断，他显然不懂。因为他后来在预言我根本不懂心理学，而且幻觉也讲不长久的时候，好象又 承认心理学跟电影是有关系的了。问题又变成是我不懂心理学了。他前后自相矛盾。按理说，一个博士的 思维不应该如此混乱。我不得不考虑，他的博士学位是怎么得来的他根本不知道心理学表现在电影里就是立体幻觉，运动幻觉，可他就敢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下结论。对我来说，这在 大陆中国的教学是一个偶然的收获( 在香港都用找不到这种收获，宝贵啊 ) 。收获是：那时我还没有可能上载更多的 实例，于是有些外行就开始诈了。这是大陆中等教育的成果。也是我在“一场争论”中指出的那些“三年早知道”先生们。 对付他们的办法是先不要全说了，让那些无知者先得意一阵，乱说一通。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往回找。 等到我的大量实例一出来，“三年早知道”先生们就傻眼了。可是我在网上没有那么做，我认为来我讲座的都是求知心重的， 直率的年轻人。是求知，也不是显示谁更有才能。用不着耍心眼。我的网没有及时上载实例是技术问题，因为我不会上载。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当后来实例成功上载后，情况马上变了。诈的人消失了。所谓收获就是我今后在网上也要考虑到这种情况。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我又长了一次见识，那就是学什么都要从基础学起。当我认真开始研究心理学的时候， 我只读普通心理学（我在推荐学生研究心理学时，都是只推荐读普通心理学）。我觉得普通心理学已经把电影心理学说清楚了。就拿电影的摄影原理来说，教科书上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心理学的视觉感觉那一 章里。我的专业不是电影摄影。所以在我的那本《大学影视艺术概论》一书的视觉部分，我谈的就是心理 学所涉及的部分。不要好高鹜远，不要跳班。我最恨的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好高鹜远，装模做样，不肯务实的心理状态。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大轰大嗡是没有用的，谎言说一千遍 不会成为真理的。可我们这里依然有那么多的人相信法西斯的那一套宣传兵役法。喜欢“音乐大作”。特写镜头不一定起着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美学》中所说的作用。可我们的电视全是特写，近景，也就没有特写近景的作用了。心理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中景甚至全景中创作者通过布局和调度 可以把观众的眼睛吸引到某一被摄体上，于是在观众的脑子里，这个被摄体就变成了特写。声音也如是。 法国影片《舞会与小提琴》中当那孩子单独一人跑过林中空地时，吓得喊了一声“妈妈！”当我第一次看 的时候，我感到在这个远景中，这一声的音量处理得响，很多人有同感。可第二次看时，却是从远处传来 的微弱的一声。原来是观众自己把它放大了。另外，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光的变化要比声音的变化强五 倍，观众才能感觉到。声音可以改变银幕上的光的亮度。有人记得《战舰波将金号》是有声片，这是导演 运用幻觉的成功。普通心理学还告诉我们，在瞬息的媒介（电影电视）中，出现频率高的字容易接受，频 率低的（即生疏的字）字观众来不及接受。而我们的电视节目中的主持人却竞相在查康熙字典。我有一种感觉，中国的电影电视的理论家和创作者害怕心理学。